近些年来，患上抑郁症的人逐渐增多，很多人患病后却不自知，严重到一定程度才会想起来到医院检查身体状况。因此，了解抑郁症的相关知识很重要，一旦出现了抑郁症就要及时发现并治疗。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怎么才能保持心理健康、以减少各种各样的精神疾病的发生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副院长李占江表示，在抑郁症的防治方面，有几个重要的原则需要把握，第一个是人们对自己的评价。人们常说，做人要有自知之明，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个自知之明就是对自己的能力、容貌、资源等各方各面都要有一个客观的评价，在这个基础上，不要去做超过自己能力的事情。当人们把目标定的过高、完全脱离自己实际的时候，就容易出问题。
第二个原则，我们要善于管理自己的情绪，做自己情绪的主人，而不是做它的奴隶。当你发现自己焦虑了，有时候这种情绪也是正常的，人不可能永远没有焦虑，适度的焦虑可以让人们更努力工作。但是，当这种焦虑过度了，就需要我们进行情绪管理了。抑郁也是一样，当人们感觉到痛苦的时候，就需要适当调整，调整的方法有很多种，包括运动、休闲活动、度假、和朋友聊天等各种各样的形式。做自己的情绪的主人，善于管理自己的情绪，这一点对于防治抑郁症非常重要。
第三个原则，一个人一定要有事情做。一个人的生活需要正常进行工作，通过工作来体现一个人的价值。有一些老人在退休以后患上了抑郁症，这是因为退休以后很多人突然没事做了，闲下来以后就加大了抑郁症发生的概率。在做事情的同时人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这对预防抑郁症的产生有很重要的作用。
第四个原则是社会支持，寻求社会帮助。在日常生活当中，当人们感到痛苦和不幸福的时候，并且持续的时间较长，这时候就需要寻求帮助了，可以和家人、朋友、同事、领导聊一聊，从外界寻找帮助，这样可以减轻自己的压力，缓解抑郁症的困扰。如果这些方面都不方便，也可以去专业的心理咨询、心理治疗机构进行治疗，以保持心理健康。
除此之外，平时生活中要保持规律，适当运动，进行积极的自我调试，如果遭遇情绪或睡眠问题，应该及时就医，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样可以预防抑郁症的产生和复发。总而言之，发现越早，治疗越早，效果会越好。
围产期抑郁症的高危因素包括既往抑郁史、被虐待经历、计划外或非意愿妊娠、生活压力事件、亲密伴侣暴力行为和妊娠期合并症等，不仅影响孕产妇健康，而且影响婴幼儿心智发育，甚至有孕产妇自杀倾向和伤害婴幼儿的行为。
围产期抑郁症发生率高，危害大，但目前临床尚缺乏有效的预防和干预指南，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US Preventive Services Task Force，USPSTF）也没有针对这一严重健康问题的防治指南。藉此，来自波兰和美国的学者对围产期抑郁症的干预效果进行了系统综述[1]，并于2019年2月在线发表于《美国医学杂志》（JAMA，IF= 47.661），旨在了解围产期抑郁症干预措施的效果，为USPSTF制定干预指南提供证据。
研究发现，咨询可减少围产期抑郁症的发病风险，通过咨询进行干预的孕产妇围产期抑郁症发病率下降接近一半，为49%。产后26周咨询组的抑郁症发生率为0%~34%，而对照组为6%~50%，绝对差值（absolute risk difference, ARDs）为1.3%~31.8%。进一步亚组分析显示，基于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和基于人际关系治疗（interpersonal therapy，IPT）的咨询干预效果较好。
CBT的妇幼项目由8~17个贯穿孕期和产后的小组活动构成，目的是帮助孕产妇和婴儿创建健康的躯体、社会和心理环境。基于IPT的ROSE项目包括4~6部分贯穿孕期和产后的活动，主题包括压力管理、社会支持系统的建立，针对婴儿出生带来的角色转换和人际冲突进行角色调整等。
其他干预方式的效果未显示有统计学差异，如体力活动、教育等。在干预可能带来的伤害方面，未发现Omega-3脂肪酸补充有不良反应；服用抗抑郁药舍曲林或去甲替林后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与安慰剂组比较亦无统计学差异（不良反应主要包括：头晕、嗜睡、轻度躁狂等）。
该研究检索了PubMed、MEDLINE、PsycINFO和Cochrane临床试验登记系统，共收集自2012年2月至2018年12月发表的1985篇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研究或非随机干预研究文献。对每篇文献按照分析内容框架加以筛选，如图1所示；应用USPSTF提出的标准评价文献质量[2]，归为“优”、“中”、“差”3个等级；排除研究内容不在框架内及质量差的文献；最终50篇文献纳入分析，其中8篇质量为优；49篇为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研究，1篇为非随机的干预对照研究，合并样本量共22385人，多数为非拉丁裔白人女性（31%的原始文献未包含种族信息）。
纳入文献中，20篇来自美国，26篇研究对象来自初级保健机构，42篇研究对象限定年龄为18岁以上（其余1篇聚焦青少年，7篇没有年龄限制），27篇研究对象为围产期抑郁症的高危人群。高危人群的识别主要基于疾病史以及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和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量表（CES-D）评分。
这50篇文献中的干预措施包括：咨询、基于卫生系统的干预活动、体力活动、支持性干预、教育、提供婴儿睡眠建议、产后情况汇报、表达性写作、瑜珈练习、Omega-3脂肪酸补充、抗抑郁药舍曲林和去甲替林的使用。
JAMA同期配发了评论文章“围产期抑郁症：预防建议和实施中的挑战”（Perinatal Depression：Recommendations for Prevention and the Challenges of Implementation）[3]。评论认为，实施USPSTF提出的干预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挑战：如何区分正在经历围产期抑郁和存在抑郁高风险的孕产妇？正如USPSTF所说，目前尚无准确识别高风险孕产妇的筛查工具，也无法判断哪类人群是干预措施的最大获益人群。此外，从事认知行为治疗和人际关系治疗的人员需接受专业培训，大规模应用存在一定困难，孕产妇对服务的可及性较差。未来需进一步研究如何为不同地区提供有效和可及的防治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