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早年曾学医，26岁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随后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不愿接受中医治疗。基于这些片段，有人认为孙中山对中医持“反对”态度。其实这种论断属于以偏概全。仔细回顾孙中山的一生，有许多细节佐证了他对中医学的认可，及与中医浓厚的情缘。
重视食疗养生
孙中山对中医学及食疗养生等都有研究，曾用黄花菜、黑木耳、豆腐、豆芽（四物汤）作为自己的养生菜品。萱草又名黄花菜、金针菜，性甘凉、无毒，《本草纲目》记载其有利水、凉血、健胃、补脾、通便等功效。《神农本草经》记载，木耳具有养血、活血、收敛等作用，豆芽为“大豆黄卷”，味甘平，主湿痹、筋挛、膝痛。众所周知，豆腐富含蛋白质和钙，必需氨基酸组成与肉类相似，属于优质蛋白质，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孙中山集四种素食之精华组成“四物汤”，缘于他对中医学食疗的认可。
孙中山将中医学养生知识应用于日常生活中还有其他例证，如“猪血豆腐汤”是其家常便菜。更有趣的是，孙中山还把“四物汤”、猪血、豆腐都写进了《建国方略》。上海徐家汇图书馆保存的《建国方略》第一章“以饮食为证”中写道：“金针、木耳、豆腐、豆芽等品，实素食之良者，而欧美各国并不知其为食品者也。”“猪血涵铁质独多，为补身之上品。凡病后、产后及一切血薄之人，往时多以化炼之铁剂治之者，今皆用猪血以治之矣。”他还从化学的角度分析猪血的营养价值：“盖猪血所涵之铁，为有机体之铁，较之无机体之炼化铁剂，尤为适于人之身体。”孙中山认为英美人不吃猪血之类的动物内脏，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其营养价值。《建国方略》又云“中国素食者必食豆腐。夫豆腐者，实植物中之肉料也。此物有肉料之功，而无肉料之毒。”
推崇中医“救民疾苦”
1916年8月，杭州、绍兴等地的同盟会会员邀请孙中山到绍兴共谋发展。刚到绍兴，孙中山的随从胡汉民因一路受凉突发疾病，上吐下泻。绍兴《越铎日报》社社长孙德卿请绍兴著名中医学家裘吉生连夜给予诊治。经裘医生诊断，胡汉民患“赤痢”。裘医生随即进行了辨证施治，但他正欲提笔开方时又转念一想：胡身体这么虚弱，若按常规开方抓药，再去煎好服用，必然会耽误时间，同时胡是怀疑中医疗效之辈，不一定接受。于是他回到医院，把药煎好后再按西医的方式分装在若干支玻璃安瓿内，连夜派人送去。翌日，胡的病就明显好转，孙中山对裘吉生非常嘉许。孙中山在绍兴住了3天，临走时挥笔题写“救民疾苦”，让人转赠给裘吉生。
最终接受中医治疗
坊间一直认为孙中山宁死不吃中药。事实又是怎样的呢？孙中山从政以后因积劳思虑过度患顽固性失眠症，章太炎曾为他辨证，用礞石滚痰丸治之，他遵嘱服药而愈。礞石滚痰丸由金礞石（煅）、沉香、黄芩、熟大黄等组成，具有降火逐痰之功效，主治痰火扰心所致的癫狂惊悸，或喘咳痰稠、大便秘结。
1925年1月23日孙中山出现黄疸及肝肿大，26日入协和医院，当天上午，孙中山在协和医院接受手术治疗。打开腹腔后，医生确诊其为肝癌晚期，无法施治。2月17日，时任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正式以英文通知孙中山家属，认为已无法治疗。在这种情况下，围绕孙中山的治疗问题有几种不同声音：一是以宋庆龄、张静江为首极力主张请中医治疗；二是汤尔和等西医师坚决反对请中医治疗；三是孙科和汪精卫则犹豫不定。宋庆龄等人都请孙中山改用中医。但当时西医院中是容不得中医、中药的，协和医院的态度十分明确，要服用中药就必须搬出医院，即便是孙中山也不能例外。孙中山认为：“在医院受西医诊视，而阴服中药，以不诚待人，此绝不可以。如必须用中医，须迁出医院再议。”2月18日，孙中山办理出院手续，迁至铁狮子胡同行馆。中华书局出版的《孙中山年谱》明确记载，他“自协和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馆，改聘中医治疗”。《国父年谱初稿》下册同样记载着：“是日,先生离协和医，乘医院特备汽车，缓驶至铁狮子胡同行辕。家属及好友同志多以为医院既经宣告绝望，仍当不惜采取任何方法，以延长先生寿命。于是有推荐中医陆仲安者；因陆曾医治胡适博士，若由胡进言，先生或不峻拒……胡乃偕陆同往。胡先入卧室进言。先生语胡曰：‘适之！你知道我是学西医的人。’胡谓：‘不妨一试，服药与否再由先生决定。’”梁实秋在一篇怀念胡适的文章里也证实了这一点，“孙中山病危时……改试中医。由胡适偕名医陆仲安前往诊视”。陆仲安诊视后，处以“益气养阴柔肝方”。孙中山服药后，身体状况大为好转，脚肿消尽。后来孙中山腹水严重，江苏中医王子贤又为其处方“五皮饮”加减，服后小便通畅，症状减轻，孙中山赞许说“中医有中医的特长”。在孙中山病逝前的8天里，每天用人参汤濡唇。虽然中药并没有治愈孙中山的肝癌，却延长了他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