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老知道我生性恬淡，与中医界同仁交流不多，鼓励我走出去：“您多参加一些学术活动，这对中医学术的推进有贡献！需要像您这样有理论、有经验、有创造力的人再多一些，中医事业就有希望了。”我多次听到周围的同事们讲到：他们在出席各种会议时，经常颇感意外地从朱老口中听到彭坚的名字。无论是在深圳李可老中医学术经验国际会议上，还是在北京风湿病年会上，或是在同济大学讨论中医的学术会议上等，朱老总是利用自己讲话的机会推荐我和我的著作。他多次自己掏钱买拙著送给人，购书的总数量不下50本。我听说后，忐忑不安，要朱老开一个赠书名单给我，由我来送，因为湖南长沙有一个书店专卖我的书，便宜很多。朱老在电话中呵呵一笑，说：“那好呀！以后就在那个书店买你的书，要他们打最低的折扣给我。但我不要你送，我是买来送给自己的门人、弟子和朋友的，每人一本，让他们读读你的书。”听到吴仪副总理“裸退”之后想学中医，要读《黄帝内经》，他马上打电话给我，让我寄一本由我签名的《我是铁杆中医》给他，他连同刘明武写的《换个方法读内经》一起，以他的名义，用挂号信寄给吴仪副总理。并致函说：“估计书送达后，可能会有回信的。”
听闻2014年拙著《我是铁杆中医》将再版，由60万字增订到82万字，朱老特意用大红烫金的纸，撰写了一首藏头诗“彭坚教授颂”相贺：“彭铁杆医，坚不可摧，教诲育才，授人以渔，济世仁怀，世人齐欢。九五叟朱良春壬辰春月。”他嘱咐我要印成彩页放在增订本的前面。我愧不敢受，他只好将标题改为“寄语彭坚教授”，内容不变，用白纸书写。并建议我把两份条幅都寄给人民卫生出版社的编辑，如果他们选择白纸写的，就把红的留下来裱好，留作纪念。我的法国学生余博通节译了《我是铁杆中医》，美国学生石亨瑞翻译了全书，准备出版，他都欣然作序、题字。这一切都令我既感动又忐忑不安，老人家给予我这个后生晚辈的关爱，实在是太多了。朱老为人极为谦虚、厚道，他不光对我如此，凡是有人登门拜访，他都亲自接待，有人写信请教，他都亲自回复，详细作答，老人还要坚持门诊，查房，写作，每天辛苦繁忙，子女心疼，劝说无效，让我也做做工作。2015年，他问我：“你还有什么写作计划没有？如果有，早一点把提纲告诉我，趁我还在，也好给你写个序，留几个字。”其时我正在酝酿撰写一部新书，当然求之不得，但知道他已重病缠身，并在为《朱良春全集》的出版忙碌，年将百岁，事必躬亲，不顾老之已至，仍然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焚膏继晷，兀兀以求。我不忍心开口，总是想再等等，等他忙完了自己的大事，我再去叨扰。未曾料到，老人家突然发病，驾鹤西去，天人永隔，令我锥心疾首，抱憾终生。
痛失了朱老的题词、赐序，在2016年9月出版的《彭坚汤方实战录》扉页上，我只能印上与朱老的合影，并致辞：“谨以此书祭奠这位当代杰出的中医临床大家，以感恩他对我犹如慈父般的鼓励与关爱!”朱老高尚的品格，奋发的精神，对中医事业的历史使命感，对后学的爱护与提携，对患者的同情与关怀，治学之严谨，为人之厚道，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